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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的远山与金黄的稻束

黄玉石 时间:2020年10月16日 17:23

  与郑敏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那是《九叶集》刚刚出版不久,也是朦胧诗初涉诗坛的日子。中国诗歌在这近三十年里,经历了自新诗诞生以来的再一次高潮与回落。在这近三十年里,我与郑敏先生有过很多的交往,作为诗坛的晚辈,我从郑敏先生的诗歌与诗歌论述中学习

  2008年,中央电视台的《新年新诗会》将郑敏先生评为年度推荐诗人,的确是一个十分恰当的选择。正如对郑先生的评语中所写的:“一位用诗歌超越了自身历史局限的诗人。半个世纪以来,郑敏用她深挚沉痛的家国忧思,庄严瑰玮的生命激情和雕塑般的语言形式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历程……”凡是关注中国新诗发展的人,都不会忽视郑敏先生所做的一切,她无疑是我们新诗发展史上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位诗人和批评家。

  郑敏先生在清华大学西门内的17公寓一层的一个单元房里居住了许多年。那是一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寓楼,暗红色的楼群掩映在树木的绿荫里,并不整齐的篱笆围起一片小小的花园,种了灌木、玫瑰和一些其他的花草。郑先生将阳台封起来,做她平时看书的地方,这片属于她的小天地,就在小小花园之中,抬头就可以看到自己种的花草和周围浓荫四蔽的树木。这些年,郑先生在那里不知有过多少关于诗歌的创作与构想。

  我记忆最深的是郑先生小花园里早春的二月兰,小小的嫩绿的叶子,铺满了地表的朴素的淡蓝色的花朵,有些悄悄地溢出了篱笆,向人行道上蔓延,在早春的风中不停地摇曳。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春天,在中国的大地上,知识和文化刚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在大学的校园里,小小的二月兰,仿佛是一种象征,一种让人欣喜的象征,它们开满了郑先生的花园,开满了屋前和楼后。

  我记得那次,北岛、芒克、江河、多多、顾城、杨炼、一平、严力、小青等,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涌到郑先生家里,时值春天,二月兰开得正艳,它们有如我们的心情,渴望春风,渴望知识与文化的熏陶。

  郑敏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学识渊博、心灵敏锐、语言犀利的人。她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全然不是一个师长而是一个诗人朋友的心态,让我记忆犹新。

  在郑先生的家里,我们谈西南联大的诗人们,谈以往的诗歌与新诗潮的涌动,谈诗歌的变化与发展。那时,郑先生的女儿,诗人童蔚还在读高中,她为我们朗诵她自己喜欢的诗歌,那时的诗歌正在以新的形态,悄悄地溢满每一颗年轻人的心。

  后来,我曾多次拜访过郑敏先生在清华的家,在她家里,我们开过她为纪念诗友唐?而创作的《诗人与死》的专题读诗会;我们还有过一次关于诗歌状态的对话,那是在《诗探索》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之后,在那次会上,郑先生发表了自己对当前诗歌的一些看法,我们就在那次会议后,进行了一次长谈。后来,郑先生请她的博士生整理了谈话录音,分两次发表在了河北的诗歌刊物《诗神》上。当然,还有许多次的看望。记得,女儿在清华上大一时,我还特意带她拜见了郑敏先生,希望她能从郑先生身上获得一些做学问的灵气。

  郑先生那间不大的客厅和阳台改造的书房,与她的气质是和谐的,在简朴中有一种沉稳的书卷气。阳光透过高大的乔木,门前的花园随着四季变换着容颜。而郑敏先生始终在为诗歌兴衰而努力着。

  2002年,郑先生的家搬到了位于圆明园东边的清华园荷清苑小区,离开了熟悉的老房子,家变大了,阳光直直地照进了屋子里,二楼的视野因为没有树木的遮挡变得更开阔了。我们去看望她,都说房子好,但郑先生却说不适应这里的环境,树都是新的,秃光光的没有绿色。在她变大的客厅里,还有我们熟悉的那些家具、书和画,和她的主人一样,它们与新房子还没有融为一体。在我的认识里,郑先生更喜欢和自然靠得近些,

  郑敏先生应该说是大半个北京人,因为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的。她的祖籍是福建闽侯,父亲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河南一座煤矿任工程师。她童年的保姆是个北京的旗人,上世纪二十年代贫困的矿区和年近半百的保姆向她讲述的有关京城的生活,都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

  她十岁随母亲回北京上小学,她只记得家在北大红楼南边的骑河楼一带,家门前有一棵很大的老槐树。那年,日本的学者秋吉久纪夫为了翻译郑先生的诗集,特意邀请社科院诗歌史料专家刘福春同到旧地寻访,他们确实找到了一棵很大的槐树,但不知它是不是郑敏先生记忆中的那棵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敏先生的父亲离开了河南的煤矿,全家迁居南京,她考入江苏省立女子一中上初中。抗战时期郑敏到了重庆,入沙坪坝南浦中学学习。

  1939年,郑敏先生考入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后转入哲学系攻读西方古典哲学。在这儿,她结识了教她德文课的诗人冯至先生,冯先生对她的诗歌写作给予了很多的指点和鼓励。她的作品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

  1947年,巴金先生让她整理自己的诗作,后来这些作品以《诗集1942―1947》为名,收录到了巴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十辑。1949年唐?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一文中谈到郑敏的诗及其风格时说:“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平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于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流涌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静凝。”她是一个“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在她的诗中,思想的脉络与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谐地相互应和……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1948年郑敏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她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布朗大学攻读外国文学,1950年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读研究院,1953年完成英国文学硕士论文,获布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55年,她同在美国学自动原理的丈夫童诗白先生一同回到了离别了多年的祖国,先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工作,1960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

  经历了艰苦和思乡的8年留学生活,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祖国,在人处中年的二十几年里,她虽相对平稳地度过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社会运动,但她的诗歌翅膀却没有飞翔的空间。直到1979年,辛笛、曹辛之、唐祈、唐?、陈敬容等为编辑《九叶集》找到她。这些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当时的上海、北平、天津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诗创造》、《中国新诗》、《文学杂志》、《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和《文汇报・笔会》同时发表诗歌作品,情趣相投,诗风相近的诗人,才有了平生第一次的相聚。这次聚会后,有了近二十年中国诗坛最重要的诗集《九叶集》的出版,它给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诗潮的涌起,注入了极大的推动力。

  在停笔二十年的这次聚会之后,郑敏先生以一首《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回归了久别的诗坛,并一发而不可收。

  郑敏先生很少谈起这些往事,无论是在电话里还是偶尔的聚会中,她总是在谈自己最关心的那些诗歌的问题。谈到关于九叶的诗人群体,她很认真地纠正人们将他们九位诗人称为一个流派的说法。我很理解她的用心,现在许多青年诗人急于自我命名,忘记了流派是应该由共同的组织、共同的诗学纲领、代表性作品和代表性的诗人构成的。《九叶集》的诗人们许多出自西南联大,他们无疑是四十年代一批最优秀的青年诗人,他们各有自己对诗歌的贡献,他们只是一批优秀诗人的集合,但的确不是一个诗歌流派。

  在一首题为《写给“九叶集”的老师们》的诗中,我这样写道:“有一束思想/穿越历史/漫长的已不是时间/而是我们的期待//群鸟远涉重洋/从一种文字化作今天的花香飘散/这时我看见/你们推开一扇窗子/目光宁静/使人想起秋天收获日的田野/思想也蜿蜒流过/犁开冻土的荒原/把绿色呈现出来……”这是我刚刚读完《九叶集》时写下的一首很不成熟的模仿之作,其中很多句子是出自郑敏先生的《金黄的稻束》。

  《九叶集》是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诗集,记得当时我买了几本送给周围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其中郑敏先生的诗给了我很多的教益。

  1983年,我在杂志上读到郑先生有关诗歌内在结构的文章,特意到她家里请教,她送给我一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美诗歌戏剧研究》,这本书这些年一直伴随着我,因为经常翻阅,它蓝绿色的封面已经有些破损了。

  我读过郑敏先生的许多篇文章和诗,她八十岁的高龄依旧笔耕不辍,每年都有很有价值的理论和诗歌呈现给诗坛。到现在为止郑先生已出版了诗集多种,还发表了许多的诗歌理论文章。她一直关心着中国新诗的发展,因为年龄的原因,她已经很少出门,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讨论诗歌的问题与现状。有时候她听到一些人对她看法的议论,就非常认真地和我讨论,我时常劝她不要在乎人们说些什么,建议她有什么想法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写。但她不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对任何一个会议和诗坛上的风吹草动都很关注。有时因为她批评的尖锐,引得一些人不高兴。她对青年诗人的作品也同样是十分严肃的,因为她关心的是中国新诗的发展。

  在年度推荐诗人的推荐词中对郑敏先生有这样的评价:“近20年来,郑敏还以自己深厚的哲学、美学功底,执著于语言学、文化学意义上的诗歌阐释,为当代中国诗学理论添薪加火。她在传统与现代、科学与美、语言与生命等重大命题上的顽强探索,特别是她在众口铄金时捍卫事实真相的道德勇气,发人所未发,表现出了一个学者诗人的承担与灼见。”这些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它使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关于新诗有没有传统的论争。那是源于一次郑先生和吴思敬教授的谈话,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中国新诗的看法,郑先生认为中国新诗历史很短,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我们的新诗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但郑先生一片苦心,却被一些人批评为否定中国新诗几十年的成就。许多只关心自己的人,许多没有艺术大视野的人是无法理解郑敏先生的胸怀与抱负的。

  在中国的新诗界,我们的确需要多一些像郑敏先生这样的诗人和批评家。她总让我感到,她就是中国新诗坛上的一束金黄的稻束,在“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她的心中永远有满月的清辉和蔚蓝的远山。

  ■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我被从王家过继到了郑家,因为我的养母与我的亲生母亲是姐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姨母就是我的母亲。姨母常常坐在窗前吟诵古典诗词,虽然我年纪尚小,不懂得诗词的含义,但那种吟诵带来的音乐美感让我感动极了。

  ■我长到10岁时才进入小学。我对新文学的认识是从散文开始的,也看过一部分当时的新诗,但当时的新诗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在晚期接触语言学的时候才知道,五四的那批人在提倡白话文时并不知道“语言学”,胡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的是“我手写我口”,但是从你口里讲出来的话并非文学语言,所以当年我就不喜欢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即便到了四十年代,中国的白话诗形式还是很幼稚的,语言刚刚开始向文学语言转变,白话散文还能看看,很多白话诗都没法看。

  ■我把诗歌都写在窄窄的一个小本子上,有一次德文课后鼓起勇气拿给冯至先生看。冯先生看过之后对我说:“写诗的路是很长很寂寞的。不过我觉得你这里头还是有诗。”我心想,既然他说我写的还算是诗,那我就坚持下去吧。

  ■1948年我就出国了,到美国布朗大学学习……在美国的7年,我一直没有任何写作欲望,因为你感到那儿不属于你,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而且那个环境也不容许你写,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极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寄来的《诗集1942-1947》,感到特别惊讶,感觉真是恍如隔世。

  ■曹辛之说我们是不是起个名字。王辛笛说:“我们就作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我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出了《九叶集》之后我们还是各写各的……我觉得我最感觉寂寞的,不是人而是知识的寂寞。知识分子的天赋功能是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可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不问why(为什么),只说“p le ase te ll m e h o w to d o (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不多久前,我又惹了一个祸,我说新诗还没有自己的传统,结果引起很多人的反驳。但是我认为今天在考虑中国新诗创作成绩时,不能将几千年汉诗的光辉业绩考虑在内,这是因为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诗创作中,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古典诗词。

  ■我觉得诗歌应该是反映这个时代的人所特有的境遇。只有你的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某个特别象征才有意义,你才是时代的印记、记载。

  最终形成一个诗人与一个哲学家,来自于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人类最深刻的关心。若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小小苦恼,不会成为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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